當山巒的褶皺浸染六十年月華，在黔北的深山里，星火不眠——燈火長明處手敲計算機的沙沙絮語，暴雨突襲時用身體護住精密儀器的溫熱臂彎，戈壁灘上仰望利劍劃破蒼穹的濕潤眼眶……這些是屬于航天科工十院人的“拾光”故事，都是航天精神、三線精神的多棱鏡，折射出"科技強軍航天報國"的使命榮光。讓我們以故事為舟，溯流而上，打撈那些沉入時光深處的璀璨星辰。
貴州遵義北京路，一座紅磚小樓前，一棵香樟樹枝繁葉茂。
82歲的喬文禮站在樹下說，這是他1974年和同事一起種的。陽光透過樹葉灑在地面，光影斑駁。60年前的春天，喬文禮從北京抵達遵義時，也是這樣一個春意盎然、陽光燦爛的好天氣。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，國際形勢風云變幻，新中國為做好應對，悄然開始在大后方“備戰備荒，深挖洞，廣積糧”。
無數青年響應黨的召喚，告別熟悉的城市與家園，奔赴前路未知的山區。喬文禮、袁運生、唐守橋，這3位互不相識的陌生人，就這樣從不同的起點，走向了命運交匯地——貴州遵義。
進山，去國家需要的地方
1965年春節剛過，只有21歲的喬文禮就離開了北京。“命令一下，就要服從，沒有任何條件。”他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時說道。
喬文禮簡單整理行裝，身著便裝，登上了南下的列車。火車一路顛簸，他和數十名同伴肩負特殊任務，“地點是貴州，但具體到什么地方，保密。”
3月2日，喬文禮抵達遵義。“當時我看了一下手表，下午3點15分。”那一刻，他暗下決心：既然來了就“沒有回頭路”。年輕的喬文禮并不知道，這一去就是幾十年，他將在這里扎根，度過他一生中最寶貴的歲月。
6年后，袁運生也來到貴州。他畢業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，接到調令后，他和其他幾位同事從上海出發奔赴貴州。
“當時，我們那些參加工作的人，到哪個地方去，全聽國家召喚。”袁運生說。
就這樣，袁運生告別了上海，投入了黔北高原的懷抱。在之后的數十年里，他和同事們在大山深處，將青春奉獻給祖國的航天事業。
青年袁運生（袁運生供圖）
相比之下，只有13歲的唐守橋是“被動”來到遵義的。1972年元旦過后不久，他隨著父母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從四川宜賓出發前往貴州。他的父親曾在部隊服役，轉業后輾轉不同的地方。這一次，父親又主動申請支援三線建設，把全家都帶上了。就這樣，唐守橋一家六口擠上了一輛大卡車，開始了南下的征程。
“怎么越走越去窮的地方？”年少的唐守橋心里不滿。他的弟弟賭氣，甚至背起書包揚言要“走回宜賓”去。父母聽在耳中，沒有責怪。
三線建設舊照
初到黔北，環境是超乎想象的荒涼與艱苦。遵義當時只是一個小城，城內沒有幾棟像樣的樓房。喬文禮等人被安置在市區一座新建成的大樓里，在那棟樓的頂層眺望，四周皆是起伏的青山。
1965年，當川黔鐵路試運行的火車第一次駛進遵義時，消息不脛而走，上萬名老鄉從四鄉五里趕來，站滿了對面的半山腰。喬文禮也跑到樓頂去看，只見人山人海，甚至有村民抬著年邁的父親坐在滑竿上，只為讓老人看一眼火車。
唐守橋一家初來乍到，感受到更多的是不適和艱辛。那是1972年1月的一個傍晚，載著唐守橋一家的卡車駛入遵義市區時天色已黑，冬雨淅淅瀝瀝地下著，帶來刺骨的濕寒。一家人被安排暫住在基地招待所。
當晚，他們只在遵義的路邊找到了推車賣的小吃——羊肉粉。唐守橋的母親平日一口羊肉都不碰，姐弟也跟著不吃羊肉，于是一家人都吃了不帶羊肉的“羊肉粉”。“非常難吃。”在唐守橋的記憶里，這頓“貴州第一餐”味道古怪，難以下咽。那一夜，年少的他在異鄉的寒夜輾轉難眠。
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，這群來自天南海北的建設者們開始了艱苦創業的征程。
扎根，筑起國防屏障
剛到遵義，喬文禮就參與到選址工作中。他們沿著崎嶇小路勘察地形，走訪當地干部群眾，走遍黔北山野，為基地選址。
1965年8月，大批從北京、上海等地抽調的技術人員進入貴州，基地建設全面展開，依山傍水建起辦公樓、廠房。
“先生產后生活，先廠房后民用。”三線建設者們住在帳篷里、草棚里。“貴州落雨當過冬”，多雨的貴州讓人們在盛夏也離不開被子，白天與夜間的溫差很大。冬天更是濕冷入骨髓，夏天蚊叮蟲咬不說，還時常有蛇鉆到床上、鞋里。
當時由于條件簡陋，大家住在用毛竹搭建的4層“超級宿舍”，大通鋪中間用竹席隔開，男走南門，女走北門。“可是席子擋不住虱子、跳蚤的‘進攻’。”喬文禮回憶道。
根據《遵義市三線建設志》記載，截至1970年，基地開工建設的生產廠房及設施項目分布在遵義周邊的山嶺之間，科研人員根據各自承擔的任務，逐步攻克了相關技術難題。
1973年8月，上級部門決定對一型產品進行改進設計。袁運生所在的設計所咬牙攻關，開始了新產品的預研。
彼時，基地既有各生產廠的技術人員、高校專業教師，以及具有試驗經驗的部隊人員。這種跨單位、跨領域的技術組合能否形成系統研發能力，外界持相對懷疑的態度。“因為是第一次研制，你能不能承擔總體工作，上級是表示懷疑的。”袁運生回憶說。當時，他是基地設計所骨干，未參與答辯，但對團隊實力充滿信心。最終，審查結論確認，具備該產品研制能力。
1983年，該產品正式定型，其性能指標大幅提升。
遵義會議召開40周年之際，在新落成的基地機關辦公樓前，喬文禮（后排左二）與同事合影（喬文禮供圖）
三線建設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。有些項目在起步階段就遭遇了夭折。1974年，唐守橋的父親回到家中，告訴家人一個消息：他們廠與其他基地的一個廠定位出現沖突，要被調整。一時間，不少職工做起了回原籍的打算。然而唐守橋的父母經過一番思量后作出決定：不回去了，就留在基地。
那個年代，成千上萬和唐守橋父親一樣的三線建設者，用質樸的信念詮釋了責任與擔當。到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，曾經人跡罕至的山谷變成了熱火朝天的科研生產基地。
轉身，闖出一條新路
歲月流轉，進入20世紀80年代，國家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，持續多年的三線建設進入調整時期。對基地來說，新的挑戰接踵而至：產品訂單大幅縮減，企業不得不找米下鍋。1990年，如何尋找出路，成為擺在所有三線干部職工面前的一道難題。
“有些廠因經營困難，廠領導來到基地機關訴苦，眼淚噼里啪啦掉。”喬文禮回憶起這段經歷，哽咽著說不出話。“當時的領導這樣跟他們說，‘如果眼淚能夠解決問題，我們就抱頭痛哭吧’。”
轉型并非易事。許多工廠開始利用富余產能嘗試民品生產。
以唐守橋所在的風華廠為例，為了生存，單位領導班子主動求變，決定開拓民品項目。唐守橋親歷了這場轉型。作為一線技術工人，他清楚地記得，從1982年起單位陸續研制了電風扇、印刷機、液氮罐等產品，希望以此打開民用市場。當時車間里一下子出現了許多前所未見的新零件，他和工友們既興奮又緊張，生怕干不好影響了單位前途。
雖然部分產品由于市場原因下馬，但也有項目取得成功，印刷機底盤和傳動架的訂單一度排滿了生產計劃。到1984年年底，風華廠又大膽開發出自己的知名民品——風華牌電冰箱。這些舉措為企業闖出了一條新路。
在轉型的同時，基地并沒有放棄自身賴以立足的國防科技事業。“那是最艱難的幾年。”袁運生回憶，“但我們從來沒有放棄，堅持技術創新，在試驗場連續度過5個春節。”
20世紀90年代初，他臨危受命，走上領導崗位。“必須自己動腦子干這個事兒，再困難都得要克服要搞。”回憶那段日子，袁運生語氣堅定。
功夫不負有心人，經過幾年攻關，新產品終于研制成功，并順利通過了上級部門的鑒定。
唐守橋參與了這款產品的生產工作。“當時廠里有3000多職工，我是焊工，專攻關鍵部件焊接。”他說。
回憶起那些年為趕工期加班加點的日子，唐守橋依然充滿自豪：“我覺得我不能干出廢品，那是很丟人的事情。”正是抱著“不出廢品”的信念，他在幾十年的焊接生涯中竟從未報廢過一件產品。他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自己維護了14年的老焊機：“那是1965年上海造船廠生產的設備，我把它當寶貝一樣，每天干完活都細心保養，一用就是14年。”在他心里，這臺老機器不僅是生產工具，更是陪伴自己的戰友。
轉型年代，有人選擇離開，而更多的人選擇留下。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對人才和勞動力產生了強大吸引力。
曾經無怨無悔扎根山溝的三線建設者，到了中年也難免面臨現實的考驗：是堅持留在三線，還是回到大城市？許多人在矛盾中徘徊，而喬文禮、袁運生和唐守橋選擇了前者。
“也可能他們的生活條件比我好，吃喝玩都方便，但是我們在這里生活也挺好，不愁吃、不愁穿。”袁運生說。
隨著時代發展和城市化推進，地處偏遠山溝的老基地逐漸將目光投向山外的世界。彼時的基地雖在自身努力下撐過了艱難歲月，但客觀瓶頸依然存在：交通不便、配套不足等制約了進一步發展。進入21世紀初，這項“移山換地”的構想終于變為現實。多年在山溝里扎根的唐守橋也隨風華廠搬到了貴陽。
“2015年，我們廠成立50年，老職工回來了大概300多人，從上海租了好幾輛大客車開到貴州。”唐守橋接待了他們。他說，來了以后大家都很高興。“他們當年來的時候住棚子、喝稻田水，現在變化太大了。”
采訪結束時，唐守橋建議：“去遵義的話，可以到北京路看看老機關樓，順便吃碗羊肉粉。”
“羊肉粉好吃嗎？”記者問道。
“那是！現在的羊肉粉可好吃了。”他笑著說。
至此，距離13歲的唐守橋吃到人生第一碗“羊肉粉”已是半個多世紀過去了。又是一年春天，北京路那棵香樟樹在風中舒展枝葉，機關辦公樓紅磚斑駁，無聲鐫刻著一段青春往事。
